企业破产法,企业假破产真逃债案例

核心提示：作为规范企业破产程序、公平清理债权债务、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企业破产法，至今已经走过11个年头。然而，11年来，实施情况却与当年的立法预期相距甚远。

《民主与法制时报》见习记者 孙梦凡 北京报道

自2007年6月1日实施至今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（简称企业破产法），已经走过了11个年头。但是，11年的实施过程却不尽如人意。

2017年12月20日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部署，提出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，重点在“破”“立”“降”上下功夫。要大力破除无效供给，把处置“僵尸企业”作为重要抓手，推动化解过剩产能，显示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坚定决心。

当深化改革的重担传压到破产法身上，这部“落灰”的法律又重新受到重视，但当下的政策性利好能否打破破产法实施的僵局，让破产法走上健康、有效、良性循环的轨道，依然有待观望。

破产法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

从2007年实施至今，企业破产法在市场经济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？

“整体来说，企业破产法实施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。”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夏红说，企业破产法通过时，广受好评，既符合国际趋势，也照顾中国国情，各方预期实施后破产案件应飞速上升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陈夏红介绍，企业破产法实施的11年来，尤其是前几年，各方面对适用该法律积极性并不高，导致破产案件数量逐年走低。2013年，一年的破产案件数量是1998件，这是非常低的水平。一年中，七八十万家企业退出市场，但是破产案件数量并未与其同步。这其中，大量僵尸企业依然在挤占信用水分、占用社会资源，靠政府输血来支撑，实际上已毫无意义。这种情况与当年的立法预期大相径庭。

“而且，尽管破产制度旨在优先实现债权人利益，但在破产程序中，债权人依然是弱势的一方。”陈夏红说，由于管理人由法院指定，债权人要想更换管理人很难。单个债权人不能提出质疑，只能通过债权人会议表决，而债权人会议的请求依然要移至法院决定。这就把本应站在一条线上的管理人与债权人，常常推到对立的地步。

企业破产法的实施难，与大众“谈破色变”的破产理念有关。破产似乎代表了企业的末路。“但破产法更多发挥的是市场拯救机制的作用”。陈夏红表示，最早破产法落脚于清理债权债务，保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利益，避免陷入债务泥淖。但如果把一个企业拯救下来，社会的综合效益要远远大于清算掉的效益。现在全世界破产法都重视其拯救的角色，而不是简单出清的角色。

“尽管企业破产法实施效果没有达到预期，但到今天，我们对企业破产法的认识，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发生了很大一个变化。”陈夏红说，“人们对企业破产法功能的认识会越来越完善，会更多意识到，企业破产法是市场经济中很重要的一环。”

企业破产法应脱离政策化、工具化思维

1986年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（试行）》于12月2日通过。其中总则第一条提到，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，促进全民所有制企业自主经营，加强经济责任制和民主管理，改善经营状况，提高经济效益，保护债权人、债务人的合法权益，特制定本法。

“当年制定企业破产法，是为了改善国有企业改革。”陈夏红提到，1986年如此，20世纪90年代推行政策化破产同样如此。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角度，企业破产法的制定和实施，一直没有脱离工具化、政策化的思维。

政策驱动型破产环境下，市场的作用常常缺席。

2007年推行的企业破产法，本是以推动企业破产规范化、市场化为主要立法目标，但实际并没有达到这一效果。“司法机关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，不得不在破产案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”陈夏红说，因为我们在立法和行政上，没有跟企业破产法实施相关的机构，加上企业破产法本身给司法机关委以重任，很多事情只能靠司法机关推动。当法院的责任范围越大，但很多问题又解决不了时，困境便产生了。

江西赛维案便是一例。赛维LDK太阳能有限公司（简称赛维）是全球领先的垂直一体化光伏产品生产商，2016年9月30日，赛维的重整计划被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裁决执行。另外两家赛维旗下的公司光伏硅、高科技（新余）也被强裁。法院强裁判决书的下达，意味着国开行、中行、招行、民生等12家银行270亿元之巨的高额债权资金仅能收回零头，250亿元巨额资金打水漂。

而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后，却无法实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赛维案又摆脱企业破产法，搞了二次重整。陈夏红认为，企业破产法在司法实践中，不应该被选择性实施，更不应该被任意突破，否则便形同虚设了，最高人民法院在破产审判纪要中为这种选择性实施背书，更不合适。

此外，行政力量在破产案件中一直发挥着“无形的手”的作用。陈夏红说，企业破产法并未明确规定政府的角色，但在我国破产法实施中，越是“看不见的手”，作用越大。破产案件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后，如果没有政府机关的配合，很多事情无法推进。但这种“无形的手”应转化为“有形的手”——成立跟破产相关的政府机构，一方面推进企业破产法的更新与修改，另一方面推出公职管理人，更规范地推进破产事业的发展。

企业家式的优秀管理人

近日，一起破产管理人被诉案走入大众视野。河南一家律所被债权人诉至法庭。在这起破产管理人被诉案中，该律所被索赔400万元。业界人士认为，在当前处置“僵尸企业”和企业破产重整的关键时期，本案足以警示破产管理人，权力越大，管理人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。

破产事业中，管理人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角色。“但当下管理人制度受制于各种因素，还处于比较孱弱的状态。”陈夏红说。

陈夏红指出，企业破产法把管理人名册的编制权赋予最高人民法院，而最高人民法院又将此权力委托给各中级法院，这实质上就是一种不受行政法约束的行政许可，既造成破产职业市场的地方分割，也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温床。“律师拿法律职业资格证、会计师拿会计师资格证，都可以全国执业；但做管理人，如果不进入地方法院名册，却连执业的机会都没有。”陈夏红认为，企业破产法的市场化实施，离不开管理人制度的市场化改革。

此外，在具体指定管理人时，因为抽签、摇号等不确定性因素，可能会出现管理人素质无法保证的情况。一些简单的案件可能指定一个最顶级的管理者去操作；而一些大型案件可能会匹配到一个经验不足的管理人。能力不匹配的情况下，可能会耽误公司拯救的时机。“这说明管理人制度本身，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，应该推动全国性的管理人分级体系改革。”陈夏红说。

除了管理人的指定，什么样的人或者机构可以承担管理人的角色也值得商榷。企业破产法第24条规定，管理人可以由有关部门、机构的人员组成的清算组或者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担任。

“这种规定是基于一种假设，机构比个人更加注重信誉。”陈夏红认为，但实际上个人可能更加注重自身的信誉。作为一个顶级管理人，更注重自身品牌的最大化。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市场化的竞争，选出企业家式的优秀管理人，在企业重整过程中，作出符合法律规定的商业判断。

企业破产法亟待修改

5月31日，湖南某高速路口发生一起一家三口自杀事件。父女两人身亡，母亲受伤。而这一家人正是之前成为舆论热点、在海南自杀未遂的一家人。此前，女孩“菲妥妥”曾在微博发布遗书，称因为父亲欠下巨额高利贷，一家人无法承受其重，选择死亡。

由高利贷引发的暴力讨债悲剧层出不穷，而这一家人在高利贷的重压下选择死亡。这一事件牵出高利贷、网络贷下个人的借贷困境问题。

“当下破产法中并没有个人破产的内容。”陈夏红说，一旦个体因灾难、健康等各种因素陷入资金问题，个人无法进入破产程序，便会陷入债务困境。

个人破产的缺失只是破产法现状的一部分。除此之外，金融机构破产进入法律也急需提上日程。陈夏红称，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也很大，但是目前关于金融机构破产，几乎没有法律可依。

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，破产法重新被推上重要的位置。但政策层面的重视是否代表当下破产法的实施一片利好？

陈夏红认为，虽然当前环境下改变并不容易，但是破产法急需大修。站在立法机关的立场上，应该实现最大化的制度供给。要确保任何债权人、债务人碰到任何问题，都有相关制度去解决。但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很多事情无法可依，不能让司法解释与相关纪要代替法律的位置。

“我们的破产法，就像一个刚过18岁的成年人。”陈夏红说，企业破产法虽然越来越得人心，但还远远没有发挥出百分之百的功力。走过11年，现在对破产法来说可能是一场成人礼——虽然在法律上已经独立，但所有东西都还很幼稚。未来发展如何，可能还需要一、二十年、甚至40年来进化、检验。